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。“女童保护”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，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，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、教育部门、司法部门越来越多，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。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，她感到无力，“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，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、专业团队来做”。

皮艺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过于粗放、宏观有关，中国两部与儿童保护有关的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和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，虽然起到积极作用，但严重缺乏可操作性。性侵儿童报案难、缺乏避免儿童二次伤害的取证机制、缺乏专业部门服务等说明了该问题。

《最高检:明年起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》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对罗伯逊此文的评价一针见血：“(罗伯逊)由于对中国的体制机制、战略意图不明，因而有些担心，不自觉地强化了所谓自由世界的经济实力、矮化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，希望以此鼓舞所谓的自由世界经济体。”